严肃文学批评

摘要

本文目的在于对严肃文学自我宣称的本质性、深沉性与优越性进行批判性分析，揭示其文本意义闭合性、意识形态建构与文化权力运作的幻象。通过症候阅读法与意识形态批判，本文要指出严肃文学在追求本质性与系统性的过程中，往往展现出思想的内在矛盾与历史具体的欠缺。同时，严肃文学界所宣称的与通俗文学的平等关系，实质上是遮蔽符号权力不平等的幻象。本文这样主张，严肃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其宣称的“深度”或“真理”，而在于其作为符号系统对现实的矛盾性与未完成性的展现。

一、引言

严肃文学常以探索人类存在本质、承载道德使命与呈现思想深度自居，构建了一个看似自足而深刻的文本世界。然而，这种自我宣称的“深度”是否真正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其文本是否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思想深沉而闭合？

二、严肃文学意义闭合的幻象与其文本断裂

严肃文学往往以思想的本质性、系统性与反思性作为其基本特征。然而，思想的深沉性无非是这样一种品质——它代表着思考的本质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反思性。这些特性必然要求严肃文学文本所提供的意义是闭合的，因为思想的本质性要求承认同一本质的条件下对于同一文本的分析绝不能出现矛盾于这一本质的解读。又有一文本的本质是由作者或者读者建构的，因为这一文本是由作者所写的。并且这种建构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文本既是可读的又更是现实的。既然这种建构是不完全的，非闭合的，文本中则必然存在内在不一致的语词，这就是作者无法言说、未敢言说或者沉默中的部分。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过序辞“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试图构建一个关于道德与救赎的宏大叙事。文本的“作者意图”谴责安娜违背了神圣的家庭伦理。然而，我们不难发现文本的内在不一致性，当托尔斯泰以天才的笔触描绘安娜蓬勃的生命力、她被压抑的激情、她在死水般生活中感到的窒息时，这些无比鲜活的细节本身，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潜流，无声地“辩护”着安娜的反叛。作者意识中的保守道德观（他想要说的），与他无意识中对生命本身的深切同情（文本实际流露的），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文本的“症候”（阿尔都塞）正体现在这种断裂——现实主义细节的胜利，恰恰背叛了作者预设的道德命题。

三、”深度模式”的意识形态遮蔽

严肃文学常以揭示“人性深度”与“社会真理”为目标，然而，这种“深度”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它通过构建复杂的内心世界或社会图景，反而掩盖了更为根本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矛盾。伊格尔顿说“形式是构成文本的重要一环”，他“引入形式概念与意识形态相连接，旨在回答文本中被现存社会秩序遮蔽的话语问题”。在这种视角下，严肃文学所宣称的“深度”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器，经由作者的意识形态同政治和社会相连接。

卡夫卡的作品被广泛阐释为对现代人异化与官僚体制荒诞的深刻揭示。然而，在《城堡》中，K的困境被描绘为一种抽象、永恒的存在困境，其斗争始终是孤立个体的挣扎。文本中几乎完全缺席的是具体的历史语境与阶级关系的分析。压迫被非人化为“城堡”这一永恒符号，从而掩盖了其可能根植于特定社会形态与权力结构的本质。这种对历史具体性的欠缺，正是文本的意识形态症候。它使得批判停留在玄想与心理层面，而未有指向现实变革意义的现实锋芒。

后现代主义审美表现出“混杂、琐碎和消解性特征”，审美规训在其影响下处于被消解的状态，审美幻象往往无法顺利完成自身。这使得严肃文学的“深度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暴露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遮蔽性。

四、严肃文学的符号权力

尽管严肃文学界常在口头上宣称与通俗文学平等，但这种平等往往是形式性与抽象性的，其掩盖了现实的的文化权力不对等。严肃文学掌握着对“营养”、“深度”、“艺术价值”等概念的符号权力。其也通过学术机制与批评话语巩固其符号资本。

一些学者对当代香港小说在大陆传播的研究揭示了这种符号权力的斗争过程。“当代香港小说在大陆传播的亚场中充满了符号权力的斗争。当代香港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对权力的争夺是当代香港小说在大陆传播特殊性形成的直接原因”。在对大陆的文学传播过程中，相比当代香港严肃小说，当代香港通俗小说抢得主动，成为传播的主流话语，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这种传播学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反映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复杂的话语斗争。

香港女性主义小说影视改编中的权力关系也提供了另一个例证。“香港女性主义小说是围绕着符号权力展开的文学场，场中精英女性主义作家行动者和通俗女性主义作家行动者处于永无休止的符号斗争状态”。影视改编成为“这一场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通俗女性主义作家通过兑换经济资本、增加文化资本的方式而与占统治地位的精英女性主义作家争夺符号权力的一种策略”。这种斗争揭示了文化场域中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权力不对等。

严肃文学界也经由将自身建构为价值评判的权威，从而在文化场域中维持其结构性优势。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在全球取得成功后，部分严肃文学评论家试图通过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或后殖民理论等理论工具挖掘其“隐藏的深度”。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种问题——一部通俗作品是否必须经由严肃文学阐释体系的接纳，才能获得文化认可？无独有偶，历史上如狄更斯、柯南·道尔等作家也曾经历从通俗到”经典”的飞升过程。

五、结论：走向批判性阅读的严肃文学

本文并非意图全盘否定严肃文学的价值，而是呼吁以一种更加清醒、批判的态度对待其宣称与实践。严肃文学最可贵的并非其自我宣称的“深度”或“真理”，而在于其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符号系统，来呈现人类生活的矛盾、荒诞与未完成性。

伊格尔顿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彻底同后现代主义划清界限，揭示后现代文化矛盾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社会共同文化作为他文化理论的发展方向”。这种批判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导致后现代文化矛盾的政治根源，强调社会主义变革在消除后现代幻象的重要功能。

因此，读者的任务不是被动接受文本所宣称的意义，而是主动进行症候式阅读，揭示其断裂、沉默与矛盾之处。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告诉我们，真正的批判只能是内在的批判，即要想成为有意识的批判，首先应该是真实的和物质的批判。唯有通过这种不卑不亢的批判性，我们才能在意义的废墟与幻象的碎片中，重建属于我们自身的、具有生命力的理解与判断。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的审美机制研究中，有学者设想：“如能抓住当代文学与传统、与西方他者的对话契机，努力寻找一种余韵化的审美意识形态和优美化的崇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的审美变形机制或许可以以一种远出的声音获得新的审美表达。”。这或许也为严肃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不再执着于闭合的思想形式和作为幻象的深度模式，而是保持开放、对话和自反性的批判姿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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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洛道影
日期：2025年10月28日